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简介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 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文学特点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

　　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背景

　　早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专攻一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察举、征辟中得到优先，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特殊地位的阶层。士族的势力在曹操掌权时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晋重新兴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士族子弟经过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传的贵胄;而寒门庶族几乎失去了入仕的机会。进入东晋，士族门阀的势力更加强盛，特别是一些高级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形成“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局面。这种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在东晋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到了南朝，士族势力衰微，遂又回到皇权政治。

　　门阀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怀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就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其实寒士的不平早在战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了，《楚辞》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算是他们最早的呼喊。《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则反映了寒士希望改变其地位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为强烈，在诗中的呼喊之声也就更为高亢。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形象地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情况。其六写出自己这一介寒士的高傲：“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其五最后两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则充分表现了寒士的气概。鲍照也将寒士的不平倾泻到诗中，如“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三张(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子潘尼);傅玄及其子傅咸;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及其族弟谢惠连、其同族的谢朓;萧衍，其子萧纲、萧绎。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与门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的权力一起世代相传。文学家族在魏晋两代尤盛，南朝以后逐渐减少，这与南朝门阀势力的逐渐衰微的趋势是一致的。

　　重视门第的风气在文学作品中还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在魏晋南北朝的诗中，有一些追述或炫耀自己宗族门第的作品，在那些表现伦理关系或规诫子弟的诗中也往往带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内容，以及绍续家风、重振家业的愿望和使命感，而且多用典雅的四言形式写成。例如：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曹植《责躬》，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左思《悼离赠妹诗》，潘尼《献长安君安仁诗》、《赠司空掾安仁诗》，谢混《戒族子诗》，陶渊明《命子诗》、《赠长沙公诗》等。有趣的是进入南朝以后，随着士族的没落，这类诗几乎不见了，谢灵运的《述祖德》五言诗二首算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