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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佛教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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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佛教,包括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二年(588)中国南北分裂时期,在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佛教。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南朝佛教是怎样的?

  南朝各代对于佛教的态度,大略与东晋相同,统治阶级及一般文人学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宋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视佛教。他听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于政教之说,即致意佛经,后来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又先后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顿悟义。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尝造药王、新安两寺。先后令道猷、法瑶住新安,“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并往新安听讲 孝武帝还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参与政事,世人称为“黑衣宰相”。

  肖齐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460—494),从事佛教教理讲论,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扬佛教的文字,梁时集为十六帙,一百十六卷。并撰制经呗新声等。当时荆州名士刘虬(437—495),研精佛理,曾述道生的顿悟成佛等义。又撰有《注法华经》、《注无量义经》,并对佛教立顿渐二教五时七阶的教判。子良曾作书招请他,共同讲论法义。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时达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文发愿,舍道归佛,对佛教表示信仰。建有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银像等。所举办的斋会,有水陆大斋、盂兰盆斋等。又以僧旻等为家僧。还在四部(即比丘等四众)无遮大会中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充实了寺院的经济。

  武帝还著有《大涅槃》、《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问答》等数百卷。在重云殿、同泰寺讲说《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编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智藏篡集众经义理为《义林》八十卷,宝唱抄撮经律中殊胜因缘为《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传来后僧俗叙述佛理的著作为《续法门论》七十余卷。

  武帝并重视译事,天监二年(503)命扶南沙门曼陀罗(仙)、僧伽婆罗共同译经。著名的译师真谛从扶南应武帝的邀请而东来。他特别尊敬禅师宝志。任《十诵》名家法超为都邑僧正,并欲自为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广,命法超撰《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的断禁肉食,影响及于后世者很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他并作有《断酒肉文》四首,严令僧徒遵守。由于武帝笃好佛教,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肖统、第三子简文帝(550—551)、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变,寺塔被毁,僧徒被杀,建康佛教顿告衰微。

  此后陈代诸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规。康旧有七百余寺,因侯景事变受到严重的破坏,到了陈代,多数修复。武帝(557—559)曾设四部无遮大会,到大庄严寺舍身,由群臣表请还宫。他对于文学,据说曾“广流《大品》,尤敦三论”。嗣位后的文帝(560—565),任宝琼为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招集僧众举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国内初受戒的沙门一齐习律五年。后主(583—588)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舍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后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

  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这在刘宋的前半期,已相当发达;到了齐、梁二代,佛教虽更隆盛,而译事反有逊色;进入梁末陈初,由于真谛的伟绩,发展了南朝的译业。宋代从西土东来的译人,有罽宾的佛陀什、昙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叶波罗,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中土的译人,有西凉的智严,凉州的宝云、沮渠京声,幽州黄龙的昙无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来到建康,应道生、慧严诸僧之请,在龙光寺译出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汉地流行的四部广律(《十诵》、《四分》、《僧祇》、《五分》)的传译。

  畺良耶舍于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钟山道林寺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各一卷。从而有利于净土教的传播。

  求那跋摩(367—431)于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译出《菩萨善戒经》共三十品。为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学说传于南方的开始。他并补译了伊叶波罗传译未竟的《杂阿毗昙心论》后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于《杂阿毗昙心论》,于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铁萨罗等到建康,满足十众,慧果等乃共请僧伽跋摩为师,为尼众受戒,同受者数百人。同年跋摩在长干寺重新翻译《杂阿毗昙心论》,到十二年(435)译完。为毗昙学和比丘尼戒的传持作出了业绩。

  求那跋陀罗(394—468)于元嘉十二年来广州,文帝迎请到建康,住在祇洹寺,既而译出《杂阿含经》五十卷,又在丹阳郡译出《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等。后来往荆州,又译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等,多数是弟子法勇传语。他所译《楞伽》、《胜鬘》均为后世所通行。总计刘宋一代,中外译师共二十二人,所译出的经律、论及新旧失译诸经共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齐代外来的译人有印度的昙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诃乘、僧伽跋陀罗、达摩摩提等。其中有几位是泛海而来的。如昙摩伽陀耶舍于建元三年(481)在广州朝亭寺译出《无量义经》一卷。僧伽跋陀罗于永明七年(489),在广州竹林寺译出南方所传《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罗于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之后,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诸律师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记一点。那一年计算从上以来所下之点已有九百七十五点,即佛灭后已经九百七十五年,这就是所谓《众圣点记》(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达摩摩提于永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后来编入《妙法莲华经》)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离寺,译出其师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经》二卷。肖齐一代共二十四年,外来的译师七人,译出经、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陈二代的译师,有曼陀罗、僧伽婆罗和真谛等。曼陀罗于天监二年(503)和僧伽婆罗同译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宝云经》。僧伽婆罗从天监五年(506)起,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五处传译,到十七年(518),译出《孔雀王咒经》、《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谛(499—569)从扶南带回许多梵本经论,于大同十二年(546)来到南海,经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宝云殿,正想请他传译经论,遇到侯景的事变,没能著笔。于是辗转到了富春,才获得传译的机会。他于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吴、始新、南康等地,先后译出《无上依经》二卷、《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五卷)等经、论十一部二十四卷。

  后于陈代在豫章、临川、晋安、梁安、广州等地,又先后译出《解节经》、《律十二明了论》、《佛性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经、律、论、集三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计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谛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正当梁末陈初,战祸相续,流浪诸方,备尝艰苦,他的译典大率成于颠沛流离之间,而能留下许多重要典籍,实在是一位巨大的译人。所译无著的《摄大乘论》

  三卷和世亲的《论释》十五卷,对佛教义学的影响特大。从此南北摄论师辈出,从而开创了摄论学派。梁代因对译经的重视,还连带编辑了三次众经目录:其一是《华林殿众经目录》,天监十四年(515)僧绍撰,其二是《众经目录》,天监十七年(518)宝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记集》,天监中(502—519)僧祐撰。就中只《僧祐录》十五卷现存,成为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

  在梁代外来译师共有八人,译出的经、律、论及传记等,并新集失译诸经,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陈代外来译师共有三人,译出的经、律、论及集传等共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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