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602—664)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俗姓陈，名袆，河南洛阳洛州(今河南偃师)人，世称唐三藏，意为其精于经、律、论三藏，熟知所有佛教圣典。他是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也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

　　玄奘年幼时因家境困难，曾跟随长捷法师住在净土寺，学习佛经5 年。13 岁的时候，他便在洛阳正式出家。剃度后的少年玄奘刻苦研习佛经，十几岁时佛学造诣已经非常了得。当时正值隋末唐初的动荡年代，但为了求得佛学的真谛，玄奘下四川，上长安，辗转求学。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玄奘再次到长安学习外国语言和佛学典籍，声誉遍传京师。

　　在继续学习佛学的同时，玄奘感到各派学说纷繁复杂，没有定论，便决心到天竺取经。他从凉州玉门关出发，经过今天的土耳其、阿富汗等地区，单独行走十万里，历尽千辛万苦抵达天竺。最初，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后来游历天竺各地，并与当地佛学家辩论，名声大震。玄奘在天竺学习了近二十年，最终拒绝了天竺的盛情挽留，回到了长安，并同时带回了657 部佛经，受到唐太宗的热情迎接。

　　为了保存从天竺带回来的珍贵经文，唐太宗特地在长安城内的慈恩寺西院修筑了五层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从此，玄奘和弟子一边忙于宣扬佛法，一边从事梵文经典的翻译工作。在19 年的时间里，玄奘和弟子窥基等人共翻译出75 部经、论著作。同时，玄奘还将西行沿途的风土人情、政治、历史、文化等编纂成《大唐西域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玄奘大师留给后人的还有“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玄奘精神，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脊梁”。

　　创立学说

　　①五种姓说。进一步发挥了印度戒贤一系五种姓说，即把一切众生划分为声闻种姓、缘觉种姓、如来种姓、不定种姓、无种姓。认为根据人的先天素质可以决定修道的结果。玄奘在此总赅印度诸家的学说，对五种姓说作了系统的阐述。

　　②唯识论。玄奘及其学派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类的自我)皆非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人们的意识变现出来的，即所胃“唯识所变”。最根本的意识称作“阿赖耶识”，是世界各种事物、现象的一切“种子”，是宇宙的本源。研究唯识论的重要著作，除《成唯识论》外，有“唯识三大部”，即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成唯识论演秘》。

　　③因明。因明在印度瑜伽学系中就十分发达。世亲之后，经过陈那和护法的发展，因明和唯识学说就紧密地结合。玄奘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他在印度提出了“真唯识量”。回国以后，除翻译了因明的主要著作外，并对因明辩论、论证的性质作了精细的发挥，深化了因明立量的方法，又地立破的理论进行了精细的分析。

　　翻译佛经，传播学说

　　另外，从玄奘由翻译而传播的学说看来，纲举目张充分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显然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他于明科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他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他的注书《杂集论》，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如上所举，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译传于中土了。

　　大唐西域记

　　玄奘口述，辩机记录的游记《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门徒

　　玄奘之学，博大精深。一时硕彦，俱集门下。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号称奘门四哲，皆为法相之大家;普光、法宝、神泰，则称俱舍三大家;窥基、神泰、顺憬又为因明巨匠。

　　延伸阅读：

　　据学者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5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6世纪有14个人，7世纪有56个人，8世纪有32个人。从3世纪到8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70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僧侣的追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唐代初年，出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玄奘取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位去天竺取经的僧人，但他的成就特别大，影响特别大，具有的文化意义特别深远。玄奘取经，一是为了解决佛经中的疑惑，再一个是当时东土的经文太少，他要看更多的经文。所以，玄奘取经也是对公元3世纪以来不断往西天求法这个传统的继承。他决定去西天取经，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这也是真理的追求。宗教不管是否能称得上真理，但是对于教徒信徒来说，他们所追求的就是真理。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从3世纪西天取经的事情中就能看出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

　　唐代时佛经更加难读，玄奘的一个徒弟慧立在一本书里说，众人对于佛经是“先贤之所不觉，今者之所共疑”，也就是说，南北朝时的先贤没有解决的问题，到现在更成了今天学者共有的广泛的疑难，佛教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玄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历程，所以意义非常重大。

　　他深入学习各宗的经论，学得越深，了解越广，怀疑和困惑就越多。到长安后，他就决心到天竺求法。恰好此时长安有个从天竺来的僧人，向他介绍了印度佛教的情况，特别提到了那烂陀寺，这是个了不起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是个寺庙，但实际上是佛学最高学府。经过这个印度僧侣的介绍，玄奘更下定决心要去印度，要去那烂陀寺。玄奘求经显示了他的意志，他完全是有目的有追求的。